他潛心鉆研農業生物多樣性控制作物病蟲害的重大課題，成果在《自然》雜志發表，應用于農業實踐以億畝計;

他帶領團隊扎根邊疆村寨，用科學知識幫助農民發展致富產業，用“神奇土豆”“有機三七”、院士指導班等帶動一個個村寨擺脫貧困;

他出身農家，對土地和農民有深情厚誼，懷抱“讓農民過好一點”的樸素愿望，被人稱為“農民院士”，而他自己說“我就是一個會種莊稼的農民”。

中國工程院院士、云南農業大學名譽校長朱有勇，一位“頂天立地”的農業科學家，一位脫貧攻堅主戰場的奮斗者，一位不忘初心、踐行使命的共產黨人。

一道考題，促使他攀登農業科學高峰

三十多年前的一道考題，冥冥之中決定了朱有勇為農業科學奮斗的一生。

1982年，朱有勇參加研究生面試。后來成為他導師的段永嘉問道：“追溯世界農業歷史，依靠化學農藥控制病蟲害不足百年，在幾千年傳統農業生產中，人們靠什么控制病蟲害?”

這一問把他問懵了。

那個年代，農作物單一品種大面積種植容易發生病蟲害，致使農藥用量大幅增加，對生態環境、食品安全和糧食生產構成潛在危險，水稻稻瘟病即為典型。世界各國的科學家提出了很多辦法，但收效甚微。

1986年，朱有勇在云南省石屏縣田間考察，偶然發現“當地農民用雜交稻和糯稻間種，稻田很少發生稻瘟病”。難道稻瘟病發病率跟水稻品種的多樣性有關?循著這個思路，他開始了利用生物多樣性防治病蟲害的研究。

此后10多年，他邊研究控病機理，邊進行了近千次試驗，最終確證了作物多樣性時空優化配置是有效控制病害的新途徑。2000年，他的研究成果在國際權威期刊《自然》上作為封面文章發表，引起全球關注。

作始也簡，將畢也鉅。朱有勇研發的“遺傳多樣性控制水稻病害”技術在全國推廣6000多萬畝，并獲得聯合國糧農組織科研一等獎和國家技術發明獎二等獎;“物種多樣性控制作物病蟲害”技術在國內外應用3億多畝，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。這兩項技術都創造了顯著效益，為國家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。

穿上迷彩服，脫貧攻堅最前線就是他的戰場

朱有勇沒有躺在功勞簿上，他選擇投身新戰場——

云南省瀾滄拉祜族自治縣，2015年貧困發生率仍然高達41%。這一年，中國工程院結對幫扶瀾滄縣。誰來牽頭挑起重擔呢?時年60歲的朱有勇主動請纓：“我年輕，我來干!”

說干就干，朱有勇把院士專家工作站建在了瀾滄縣竹塘鄉云山村蒿枝壩組，帶領團隊一竿子插到底，在這個寨子扎下根，一待就是五年。

倡導種冬季土豆，農民剛開始不積極，他跟村組干部搞起了示范種植;考察三七基地的路上，車子陷進了泥坑，他第一個下去推車，任憑泥巴濺了一身;尋找水源時，他拄著拐杖穿行在雨后濕滑的山坡，一路上跌了三跤……

駐村扶貧，迷彩服就是朱有勇的“作戰服”。他要求參加院士指導班的學員都要穿上迷彩服，因為這樣可以一掃長期貧困滋生的萎靡氣息，激發起奮斗的姿態來。

種出五斤重的“神奇土豆”，種出藥企搶著買的“有機三七”，培養科技致富帶頭人……把“冬閑田”變“致富田”，老百姓的評價，就是朱有勇脫貧戰線上的口碑。

一句承諾，映照一位共產黨人的一輩子

1955年，朱有勇出生在個舊市一個農村家庭。

他經歷過艱難困苦的年代，對貧窮和饑餓的記憶刻骨銘心。“農民種地很辛苦，但再怎么拼命干活，種的糧食仍吃不飽。”他甚至做夢，一個玉米稈上結出五六個棒子，一株植物上面結西紅柿、下面長土豆，這樣大家就能吃飽了。

“讓農民過好一點，就是我的初心，是童年最早理想。”朱有勇說。

恢復高考第一年，朱有勇考上云南農業大學。讀大學期間，他成績優異，名列班級第一。畢業前夕，朱有勇成為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。黨組織派人與他談話，他表示：“我愿為黨和人民事業奮斗終生，畢業后絕對服從組織分工，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。”

一句承諾，映照了一名共產黨人初心不改的一生。

留學澳洲，他本來有機會留在悉尼，“一天的工資可能相當于國內一個月”，但他毅然回到祖國，立志“科研報國”。

2011年當選中國工程院院士，他把云南農業大學獎勵的200萬元悉數捐出，在學校成立“有勇獎學基金會”;2015年獲得“云南省科學技術獎杰出貢獻獎”，他又將200萬元獎金捐贈給了基金會……

把論文寫在大地，把農民裝在心里。朱有勇說：“看到科研成果在千萬戶農民家里開花結果，比拿多高的獎金、發表多重要的文章都更高興。”